三十多年前，在专业课《论语》课堂上，我第一次听说明代有一部类似《论语》的著作《传习录》，是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那时候的我刚刚进入大学古文献专业，整日与文言文、繁体字、竖排书打交道，甚至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非先秦两汉之书不读。因而对王阳明和《传习录》实在没有精力顾及，甚至觉得根本没有关注的必要。
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朱东润先生的长篇《自传》。出于对朱先生学问人品的景仰，我特地买了一本。捧读之下，才知朱先生不仅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家，还是中国现代传记的拓荒者。除了存世的诸多重要传记著作外，他还有一部抗战胜利前写成的《王守仁大传》，一直没有合适机会出版，后来手稿不幸丢失。以朱先生的学养、眼光和文笔，比照其同期的《张居正大传》，这本《王守仁大传》如果面世，肯定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那时起，我就隐约感到王阳明还是有必要了解的。
前几年，我忽然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兴趣，遍读其传记、家书、日记、文章、奏折等。其克己自勉、识人谋事之道，让我受益匪浅。而曾国藩对王阳明的学习借鉴和推崇备至，更让我预感到以后再读书，可能绕不开王阳明了。于是，买来一部梁启超等著的《王阳明传》，其实是民国时期四本小书的合集。这四本小书篇幅都不长，内容各有侧重，文笔引人入胜，有时竟读至夜深人静而不忍释手。
其后到深圳一家上市公司考察的经历，更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家公司是物联网领军企业，温文尔雅的董事长与我们交流业务之后，饶有兴致地谈起阳明心学对企业和他个人的影响。他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阳明心学之后，坚持每天学习《传习录》等著作，并与员工分享感悟，每周还要与包括80多岁的老母亲在内的家人交流一次学习心得。现在，从企业核心价值观到个人使命，都有了脱胎换骨的提升，这也为企业带来了无可比拟的软实力。结束考察时，董事长还特地送了我们每人一套精致的《传习录》。以前也听说过笃信阳明心学的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而这次是面对面地感受到一位中国企业家的心学修养和文化自信。
真正静下心来阅读《传习录》是从去年开始的。经过对众多版本的比较，我最终选定邓艾民先生的《传习录注疏》，同时参阅《王阳明全集》和《年谱长编》。阅读的过程是潜心学习的过程，也是自我提升的过程，更是敞开心扉与先贤对话的过程。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读到的已不仅是一个个具体问答，也不仅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重要命题，而是王阳明这个活生生的人。这个人，不愧是心系苍生社稷、行走天地之间的大丈夫，终生修行、唤醒良知、渡人无数的布道者，知行合一、勇于任事、屡建不世之功的行动派，也是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不离日用常行的普通人。尽管他也有自己的局限，但其心学思想历经五百年仍然熠熠生辉。想到自己十五年前参观息烽集中营时，曾路过王阳明悟道的龙场附近，前些年出差浙江时也曾路过阳明故里，这些地方是许多人向往的心学圣地，而我却没能奉上一瓣心香，真是愧何如之。
今年春节过后，我一直幻想着一场跨越511年的邂逅。那是明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刚刚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王阳明，带着他的妹婿——《传习录》最早的记录整理者徐爱，同舟从京杭大运河离京赴任、便道归省。此次漫长行程，虽然寒冬刺骨、旅途劳顿，但能够如愿离开京师是非之地，且有得意门生徐爱朝夕论学，王阳明的心情还是愉快的。到达淮安时，已经是明正德八年（1513年）的正月。王阳明或许有兴致带着徐爱和家人，在开埠百年的清江浦或靠近淮阴驿的淮安府城、河下古镇稍作盘桓。假如我能穿越时空，也许有机会陪着阳明先生游览名胜、体验年俗、品尝美食，尽地主之谊。甚至蒙先生不弃，还会对我作一番点拨，让我也像徐爱受教顿悟那样“踊跃痛快、如狂如醒”。
当我迎着轻盈的雪花漫步在里运河边，猛然从一厢情愿的“邂逅”中惊醒时，不禁哑然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