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小说的“在地性”和“虚构性”
徐则臣的《花街九故事》再版了，重新看了一遍，时隔多年的重读，往往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一次的感受里，夹杂了太多的私人化体验和“在地性”情绪。
自从住到老城区，我每天晚上都要出去散步，从清晏园出发，沿着西大街往东走，穿过东大街，到达花街，再去里运河边走一走，沿着环城东路回来。今天的花街，已经是一个旅游景点，路口矗立着流行的路牌——“我在花街等你”，短短的两百来米距离，有乐队的驻唱，有年轻人的直播，有网红的咖啡店，还有奇形怪状的气球在半空中飘。人们来到花街，人们离开花街，不知道花街为何而来，也不知道花街因谁而名，只是要找寻一个有好看的灯光、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拍照打卡，那些房子里住着的人的故事无从知晓，或者选择性地忽略。西大街的梧桐树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夏日仍然搭起大大的绿色伞蓬，为行人带来凉意；东大街的街道修整过了，看起来是条不错的步行街，大树上还缠绕着雪花型的小灯泡，街两侧的店面吆喝声仍然此起彼伏，只不过都是电子喇叭的重复播报。
当你从西大街一路往东走，会看到徐则臣小说里的那些人物跑出来，他们在各个地方露脸，又隐没在这街道的各色人等之中。从西大街、东大街到闸口，这合围的一段区域里，小巷子众多，虽然有许多地方已经拆迁了，但是大部分的街坊样貌至今保存，骑上自行车随便拐进一条小巷子，大街上的热闹就隔绝开来，墙头上开着凌霄花，拐弯口冒出一只吓人的狗，半开半掩的庭院里好像坐着偏瘫的“郑启良”，豆腐脑店里忙活的感觉是“蓝麻子”，修自行车摊子的老头彷佛是修鞋子的“老默”，都天庙巷子里走过了身材曼妙的“苏绣”，还有在最繁华的饭店里忙活的叙述者“穆鱼”……
当他在创作的初期去描摹这些故事和角色的时候，并没有下一盘运河大棋，只不过因为生活的熟稔和场景的需要，把人物嫁接进这个城市最老旧的中心街区。你能看到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熟悉又普遍的群像，一代又一代人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他们青少年时期对于时代的观察。在这样的观察之后，是作家的虚构性想象。场景的真实使得虚构性迈入合理化的进程，人和事的关系、故事情节逻辑都和大时代严丝合缝，完全吻合。构建宏大的叙事、时空跨度大的故事的时候，作家要做各种历史功课，将自己虚构的世界稳妥地安插好，用更多的理性去谋篇布局；一个个小短篇，体现的是作家当时当地的“在地性”觉察和客观性描摹，用更多的感性去讲述人生。
这些人物构筑了一个虚构的花街社区，而花街的繁荣又将“在地性”落在了实处。读者来到花街，是来到了徐则臣的花街，当地的居民生活在花街，是因为他们在花街日夜生活。由花街开始，并不由花街结束。“到世界去”是徐则臣的宣言，到花街去也是徐则臣的答案，但问题和答案并非一成不变。
《花街九故事》是作家徐则臣的早期作品，因此一系列寻找是他当时的主题，青年人的迷茫，不断地想给生活的天空敲开一个口，敲开口子的过程由“在地性”下锤，敲开口子的内容由“虚构性”编辑。花街是老城的中心，读者们来到花街，想体验寻找作品中那些人物的感受，或者只是想看一看花街是不是那么“花”。当你徜徉在花街的路口，看到黄色或蓝色的骑手们不断地从花街的店铺取走各种各样的食物，你会想，这些在花街来来往往更频繁的人了解徐则臣的“花街”吗？他们和花街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的驻留或许比花街的修鞋匠、豆腐坊老板更久远，但他们也都是花街的过客。这九个故事或多或少都是身份解谜的故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非典型人物在徐则臣的笔下“发声”，寻找一个自己的来处。由着这些人物在花街世界的自我发展，徐则臣又蔓延了更多的人物到以后的各部长篇小说中。如果说花街的形象是“在地性”，那么当花街的路口通向各个码头，恣肆的水则代表着“虚构性”，相依而偎。新的环境下，花街有更多的新式人物出现，他们或许也处于“失声”状态，需要更多虚构性的文本来为他们立传。从这个意义来说，花街仍可以被更多地关注和观察。
这几条街的喧闹性，昭示着人不必生活在“火柴盒”楼房的陌生化里。只要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的生活，我们看着街上的“你我他”，我们就是街上的“你我他”，我们看别人，也被别人看，然而我们之间又好像毫无关联。就像徐则臣在其中一篇小说《人间烟火》里写的：“其实多少年来，花街上各自的生活都是被彼此忽略的，同样道理，花街的生活和东大街、西大街的生活也是在相互忽略。”多年以前，在徐则臣走过花街、东大街、西大街的时候，“在地性”清晰地印在他的小说里，《花街九故事》里的人物会重复出现在各个故事里，有时候成组出现，有时候各表一枝，读完九个故事，读者就在纸上构筑了花街，插画师拿着白纸画出了街巷现场。风貌性的表达给予了小说明确的“在地性”定位，回环式的人物在各个故事里闪现，又给读者更多的在场期待。徜徉在街巷中，读者勾勒出九个故事带来的人物绣像，走过去恰如雾里看花、似是而非，虚构性在字里行间建立了人间的海市蜃楼。
每一则故事都没有离开花街，主要的场景会被反复在各个故事里描摹，石码头抑或豆腐店，灯笼、船舶抑或水鬼，人物的多面性在多个故事里轻重不一地呈现。值得一提的是，“花街九故事”中每一篇都有“我”存在，大多用第一人称视角来进行观察，这是“在地性”的佐证，在花街附近生活的你我他，都被作家写进故事。徐则臣和花街互相成就，就像运河和码头边的男人、女人、孩子互相成就，故事在花街地图上盘旋，好的诉说和讲述顺着运河水流传播。
今天的花街在文旅意义上一片繁华，小说里的花街却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生发，作家绝不向往大团圆，每一个简短的故事都有一个不圆满的结尾，彷佛逗号那一个圆点下面的小豆芽，象征着作家当年构筑花街故事群的野心。“在地性”和虚构性就像一对双生花，在“花街九故事”里称职地扮演真实和虚构，生活中的花街，或者花街的生活，一直在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