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何孟雄，熟悉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同志都知道，他是北方工人运动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他来到江苏，组织发动了苏北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这次暴动就是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2月在淮安北乡横沟寺组织发动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因这次暴动的指挥部设在淮安北乡横沟寺，所以被称为“横沟寺暴动”。横沟寺暴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公开的战斗姿态出现在苏北平原上，推动了苏北革命高潮的到来，在江苏现代革命斗争史上书写了光辉一页。
这次暴动的领导者有何孟雄、陈治平、赵心权等。何孟雄当时任江苏省委农委秘书。为了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江苏省委早在1927年秋就开始筹划淮安北乡农民暴动，并派他来淮指导工作。
根据当时的情况，江苏省委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决定将重心转向农村，加强外县工作，准备组织发动农民暴动。1927年9月，何孟雄参与起草《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第一次）。该计划以对全省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为依据，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江苏虽是全中国产业最发达、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但农民革命仍占据着重要位置。必须组织上海周边地区的农民发动暴动，上海的工人暴动才会有声援和保障，才能站得住。”
江苏省委、农委要求区别江南、江北的社会和农民运动情况，“应特别注意江北方面”，因江北农民多半佃半匪、性情勇悍、多有枪械，且江北地区经受多次战争破坏，早已民不聊生，是土匪最集中的地方，之前就曾因种种压迫出现过自发性的起义。江北各地交通不方便，离反动派政治中心较远，如有举动，反动派军队较难进攻。何孟雄参与起草的《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第一次）是江苏党组织第一个全面系统的农民运动计划。
在江苏省委此次农民运动工作计划和后来的两次计划以及《江苏各县暴动计划》中，都把淮安地区列为发动农民起义的重点地区。何孟雄协同江苏省委农委书记王若飞，领导恢复外县党组织工作，特别是恢复淮安地区的党组织并组织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秋，为了指导和加强淮安地区党的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起义，江苏省委派遣何孟雄、汤汝贤等来到淮安发展党组织，并在横沟寺成立了中共淮阴特委，管辖淮安、淮阴、涟水、泗阳四县，由何孟雄任特委书记。随后，四县决定同时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何孟雄化名廖慕群，来淮后住在横沟寺大赵庄。他迅速组织淮安、淮阴、涟水、泗阳四县党员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号召大家利用宁汉军阀闹矛盾的有利时机，组织农民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斗争，发动农民暴动。他一再强调要在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做好农运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他指导淮安特支以国民党徒有虚名的“农民协会”为基础，重新成立农民委员会，由党员陈文瑞任会长。在淮安北乡农民、妇女会员中很快发展了五六十名党员，新建5个支部，连同淮安特支在内，共有党员90多人。在清江从事地下工作时，他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生活极为朴素，常常顾不上吃饭就出门工作，好几天才回家，在家时也只买些大饼充饥。有一次，他忙于写材料，就让人上街买了些花生，边吃边写。
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和夺取政权，何孟雄与陈治平研究决定，壮大农民自卫队这一武装力量，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并委派谷大涛担任农民自卫队的训练长官。淮安地下党在何孟雄的指导下，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党组织和农民自卫队，为后来的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做好了组织方面的准备。
1927年12月底至1928年2月，中共淮阴区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淮阴特委）以及淮安、淮阴、涟水、泗阳四县的县委先后在何孟雄的指导下成立。他还在横沟寺成立了中共淮安县支部、淮安县委、淮安县苏维埃政府和淮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部，建立农民协会，发展农民武装力量，开展抗捐抗债、除恶惩霸的斗争。一时间，淮安北乡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
1928年2月9日，中共淮阴特委、淮安县委得知国民党淮安县政府计划镇压北乡农民运动，淮安县委于是遵照何孟雄和中共淮阴特委的部署，以横沟寺为中心，提前实施暴动计划，并成立暴动总指挥部，由陈治平任总指挥，赵心权任副总指挥。1928年2月10日傍晚，著名的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爆发了，参加这次暴动的农民有1000多人。当日，参加暴动的农民拿着长枪、梭镖、铁叉、扁担等武器，在横沟寺一带有组织地进攻地主武装，烧毁债据、地契，分发粮食，收缴了100多支枪，处决了北乡大劣绅董玉瑶。革命风暴席卷横沟寺附近大小村庄80余个，参加者达50000余人。
由于起义日期突然提前，邻县没有来得及响应，何孟雄本人也未能实际参与指挥，加之淮安县党组织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尤其不善于进行游击战争，在国民党淮安县政府三路重兵的镇压下，暴动最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谷大涛等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章学廉在转移过程中被地主杀害，陈文荣等19人被捕入狱。为避免伤亡过多，暴露身份的人员北渡古黄河转移到涟水县。淮安县苏维埃政府仅成立三天就被扼杀了。
横沟寺暴动失败后，何孟雄起草并主持下发了《关于淮安北乡农民暴动的批评和决议》等一系列文件。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江苏农运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文件，文件内容对当时的淮安乃至整个江苏农民运动的发展，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