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千年历史沧桑的古镇河下，由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始，因处邗沟末口之“北辰坊”而渐成街市。后因大运河全线贯通，淮安成了运河沿线一座举足轻重的重镇，加之历代王朝在此设立漕关（漕运官署）、榷关（古代收税之关）、盐关（苏北重要的盐务之集散地），三关之盛，使淮安成为苏北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造船中心和军事要塞，而位于淮城之侧、运河之畔的河下，当然也就成了运河沿线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
真正使河下繁盛的不仅是得运河之滋润、漕运之雨露，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得益于盐商的进入。盐商是促进河下兴盛的不争传奇。当然，河下后来的衰败，也与盐商的退出有着毋庸置疑的关系。
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佐料。盐与铁一直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于国于民都十分重要。历代王朝对盐的管理与经营都十分重视。明清时期，朝廷对盐务实行官督商营法，即在相关地区设立盐务管理机构，如盐引批验所，而经营则由盐商运作。明初，朝廷设两淮（淮南、淮北）盐运司，其分支之一是淮北盐引批验所，其分支之二是淮安盐运分司。当时，淮安盐运分司设在安东（今涟水），淮北盐引批验所设在山阳县（今淮安区）。后因明中叶黄河夺淮，安东受洪水威胁，河岸多次崩塌，于是朝廷将盐运分司移设于淮安山阳。
淮北的产盐地在海州等地，掣盐场在山阳，河下遂成为淮北盐必经之地，于是淮北盐商卜居河下，“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大”，致使河下日渐繁盛。“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徽州）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等……”同时，扬州的不少盐商也迁居河下，如程量越一支，由歙县迁淮者凡数支，清初在淮业鹾者有13家，皆极富豪。汪氏汪尧仙（清道光皇帝老师——汪廷珍的曾祖父）由安徽迁淮经营盐务，徽商曹氏也来到河下，一时商贾云集，以致河下迅速成为闹市，形成“东襟新城，西控板闸，南带运河，北倚河北，舟车杂还，夙称要冲，沟渠外环，波流中贯，纵横衢路，东西广五六里，南北袤约三里”的格局，河下极盛时，有22条街、91条巷、13坊。
盐商“自新安（安徽）来者，程、汪、鲍、曹、朱、戴；山西来者，阎、李、乔、杜、高、梁；云南来者，周、何、秉商家也。”明代最早来淮经营盐务的晋商，名阎居訚，其六世孙即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阎若璩，阎若璩别号潜丘居士，承祖业在淮经营盐业，“居有庐，耕有田，艺有圃”，自谓为淮人，是“继顾炎武之后崇尚实学而开考据之风的第一位经学家”，纪晓岚称其“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历年以来，自顾炎武之外，罕能与之抗衡者”。河下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可见盐商不仅给河下带来了经济之繁荣、街市之繁华，也为河下的文蕴儒风增添了光彩。
因盐商的麇集骈至，河下的市井面貌也大为改观。“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成为水木清华，故多奇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即后来的莲花街，都是盐商所为。徽商程氏，捐白金八百两购石板铺砌满浦一条街（即湖嘴大街）。后来，不少盐商通过运盐的空盐船，装载石板，铺设了河下的大街小巷，至今仍有踪可寻。
商务的兴盛，又使河下商店鳞次栉比，市场众多，如湖嘴市、姜桥市、罗家桥市、米市、柴市、兰市等，这些应是均得盐商之功。商务鼎盛，还可从河下众多的会馆窥其一斑，清乾嘉以后偶居淮安的客商，建有新安会馆、福建会馆、润州会馆、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四明会馆、江宁会馆、湖北公所等，会馆是当地商人在淮联系乡谊的处所，从名称看，可见当年来淮经商的商贾何止晋、徽两地，甚至还有韩国客商来淮经商，并群居新城，后人称之为新罗坊。
盐商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十分讲究吃穿，可谓锦衣玉食，极尽铺张。盐商们与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手下的官吏们互相吃请，欣赏戏剧，是常有的事，也因此培育出不少烹饪大师和美食家，为淮扬菜系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再者，有钱人特别注重养生康健，为治病不惜重金，叫小病大医，无病进补。因此，一些名医也聚集到河下，当时河下诊所药店有30多家，逐渐成为淮医基地，形成山阳医派，一代大医吴鞠通即是河下人。
盐商们炫富，也可从他们接待皇帝南巡中可见一斑。康熙、乾隆数度南巡，必经淮安，于是盐商们极力献媚邀宠，如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时过淮安，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这些都是盐商们组织的。又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春，乾隆帝南巡过淮安，盐商们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连十里园亭，以获庄为行宫，开乡宴，花费了300多万纹银。
盐商们的富庶，还可从河下园林建造方面有所体现，据《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河下有公私园亭65个，而其中多半是盐商建的。
当时的河下，可从明弘治年间邱浚的《过山阳诗》中窥见其盛：
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
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
这里说的西湖嘴即指河下，可见当时的河下堪比扬州。
当然，盐商们腰缠既满，亦思有所寄托。清山阳人黄均宰在《金壶浪墨》中写道：盐商“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附庸风雅，常是富人之寄托，也因富有，便有了子女受教育的充分条件，宿儒名士，也乐于选择其子女授课，故数百年间，河下人文蔚起，科名相望，弹丸之地，出了67名进士、123名举人、140名贡生，其中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这一数字，令江南古镇周庄、同里等都望尘莫及，而其中许多进士、举人大多为盐商之子，有的是一门四进士。阎若璩、汪廷珍等名士都是盐商之后。
常说“月满则亏”，随着时光的流逝，朝代的更替，始行于明万历四十五年的纲盐法到了清代渐次损益，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盐价太贵，私盐猖獗，到了道光初年，被淮商垄断的六省250州县的淮盐销售市场丧失殆尽，盐产大于销售，以至大量积压。时两江总督陶澎深知其弊，创行票盐法于淮北，提出不论何省，可由场灶引授盐，即就在产盐地行销，剥夺了盐商们世袭垄断的获利和特权，这一釜底抽薪之举顿使盐商们陷入困境，尽管此举遭盐商们入骨之恨，肆意诋毁，但陶澎坚持推行，甚至把掣盐所迁至距河下三十里的西坝，以至不到十年，河下豪商之家“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河下的兴盛，虽得运河之利、漕运之功，以及作为造船中心的作用，但盐商们的进入，应是河下得以繁盛的不争事实，当然，也因盐商们的退出，以至河下成明日黄花，日渐凋零。但盐商在河下书写了数百年繁华画卷，应是河下历史上一段可点可评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