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交通发达，多道桥梁飞架，而明清时期的黄河天堑（即今黄河故道）也是网状的快捷通衢，人们现在很难想象当年清江浦和王家营的“南船北马”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咸丰清河县志》记载王家营时，提到“南船北马”，而张煦侯先生的《王家营志》，则记载不少与“南船北马”相关的内容，生动而真切。
（一）
南汇县（现为上海南汇区）周广业的《冬集纪程》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二十四，北风锋利就像昨天一样。经过淮安，抵达清江浦。午后渡黄河，黄河比较狭窄，一叶小舟就可以飘过去，到了王家营杨氏店。二十五这天，雇车一辆，用钱三十千。当时车价很昂贵，赴京赶考的人车价更高。凡是车辆都用榆木做车轮，车轮有十字形状支撑的就是好车，所以说：‘桑木的车架，榆木的车毂’，行动起来，声音能传到几里地远。大车是两个轮子，所以一乘车为一辆；驾上三匹马，称为三套；我所乘的大车用两马两驴，也称为三套。福建、广东、南昌赴京参加会试的人先后云集到此，可达几千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上进的人，就像百条河流奔向大海一样啊’。”周广业冬季过黄河，是进京赶考。到清江浦下船，午后就渡过了黄河，此次黄河水浅，渡河并不艰难。在杨氏店住了一宿，第二天雇马车北上。福建、广东、南昌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有几千名，先后都从清江浦云集到王家营，可见清江浦与王家营“南北孔道”“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
（二）
吕培的《洪北江年谱》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庚戌正月元宵节这天，趁山东使者的船打算一起进入京都，到王家营，认为船行绕道清口，耽误时间太多，进京时间比较迟了，就再上陆路，取道山东泰安市。以二月末抵达京都。”赴京会试，三年一次，洪北江是进京参加会试的。他是乘山东使者的船来到清江浦的，按理说他可以一直乘船经过清口北上到山东再上岸，为了避开花费时间更长的清口，洪北江就在清江浦告别山东使者，舍舟上岸，渡过黄河，来到王家营，改乘马或马车向山东泰安方向而去。从王家营到京都，洪北江的陆路就走了一个半月，可知船行水路，沿途闸座太多，过闸困难，北上的时间会更长。洪北江的努力大获全胜，此次考中了一甲二名进士及第，也就是“榜眼”。
（三）
广东茂名的杨廷桂《南还日记》记载：“道光丙申（道光十六年，1836年）五月初十日，早上在清河县的渔沟集市上吃早饭，晚上到王家营住宿。王家营有小河（就是盐河），轿子一样的载人车子可以从浮桥上经过，大车必须用船渡过。然而大车不向前进行，那么船就不能给它摆渡，大车上下船的费用苛刻勒索，用车者（杨廷桂）很苦恼。幸而跟从的仆人多，一起叱责苛刻的勒索者，才不敢作梗。十一日，自王家营渡过黄河，过了清江浦才上船南行。王家营旧例，客人进入行里之后，托行主找专管雇佣的人去雇定船只，他有所得，就一切都妥当惬意。当时同行的各位有过于吝啬的人，不许他雇船而自己去雇。当天上午没有一个答应的，转而求行主找人代雇，就每担货物索要上千个钱。各位同行者愤怒了，就叫跟从的仆人自己担负行李，然而一根绳子一条竿子也须二百个钱。等到了黄河边，摆渡者索要渡河钱更加昂贵，多给他，才答应。然而商讨价钱耽误了时间，人与物到船上还没有一半，渡船上的客人已经装满了，摆渡人撑起竹篙就启动了渡船。等到了南岸，就将行李放到泥泞中。天上又下了大雨，用大价钱雇小车运载，而北岸的人与货物没到，又不敢遽然行进。等到北岸的人与货物到了，天色已经昏黑了。抵达清江浦，里运河的船上人乘时加迫，故意抬高船租，给予雇用钱四十千（一千个铜钱穿为一串，四十千就是四万个铜钱了），才雇得一条小船南下扬州。这也是人生中有数的苦难之一了。”这个记载虽然负面一些，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南来北往的孔道之重和转换之艰。
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南还日记》记载：“五月初二日，后半夜两点左右出动大车，下午五六时抵达王家营。这两天所经过的道路，都是从堤上行走的，既然到了王营，很高兴不再受征途上的苦累了，口中喊出五律一诗，暂且附录写在这里：‘一笑解征骖，开箱试葛衫。今宵尚河北，明日即江南。烟水申鸥约，莺花入麈谈。小炉烹岕片，此味不酸咸。’初三日，从王营渡过黄河，河面约有三里远，波涛汹涌，渡船行驶就像竹箭一样飞快。”此处记载还是出自杨廷桂之手。《南还日记》是杨廷桂进京赶考完毕后在南还途中写下的日记。上一次记载从渔沟来到王家营的时间是道光十六年五月初十，这一次来到王家营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二，前后跨度为十年。会试三年一次，十年之间朝廷举行过四次会试。杨廷桂这一次从渔沟到王家营的陆路都是大车在堤上行走的。道路虽然绕长一些，却避免了原先道路的泥泞难行与小河（盐河）的难渡。心情好了就会吟诗，“今宵尚河北，明日即江南”将黄河（淮河）作为南北地理分界的特点也表达得淋漓尽致了。且看次日渡黄河，“自王营渡黄河，河面约三里，波涛汹涌，驶于竹箭。”渡船在黄河中顺流而下，走成斜线，因此才有三里远。其实现在的黄河路就是先前的黄河北堤位置，健康路就是先前的黄河南堤位置，如今从王营新街南端的黄河路向东南方向斜到承德路与健康路的交叉口，真的要有三里远。上一次记录有故事，写得很细；这一次较顺利，就略而不写了。杨廷桂是道光甲午年（1834年）举人，他到道光乙巳年（1845年）还在参加会试，十多年的举人还一直在进取，这一次仍然未能考中进士，但他长期进取而留下的旅途见闻却成了后世的宝贵资料。
（四）
咸丰五年，黄河北徙东去渤海，不再南来（此前淮水已经于咸丰元年冲破高家堰上的“礼字坝”而南下入长江了）；清口断水，漕运不通；王家营段的黄河也为一片平沙，浅水褰裳可涉；清江浦与王家营的“南船北马”盛景便一落千丈了。
民国期间治理淮河，黄河仍然是入海水道。抗战时期，才有一座水泥桥桩建筑的桥梁（现为南北地理分界线的景观桥）将清江浦与王家营连接起来，本地的黄河（淮河）天堑才变成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