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他多次通过诗句来表达中共主张，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等各阶层爱国人士，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巩固并拓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借七步诗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怒斥“相煎何急”
为适应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新形势，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努力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凝聚革命力量。
当时，国民党虽喊着“坚持抗战到底”，但主导政策已从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强令将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据理驳斥国民党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在蒋介石邀请共进的“圣诞晚餐”上，周恩来与蒋介石直接交锋后感到江南新四军危在旦夕，当晚给中共中央急电：（蒋介石）“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令人痛心的是，十天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
中共中央基于安全考虑，让南方局领导干部紧急撤回延安。周恩来深知皖南事变形势的严重，深知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中心能发挥更大作用，坚持留在重庆，对国民党反共行径进行有力回击。
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倒行逆施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周恩来当即给何应钦打电话，怒斥其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7日，国民党新闻机关下令强迫重庆各报于次日刊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一七”反动“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当晚，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拒绝刊登反动“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坚持正常出报，但报社组织撰写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社论都被新闻检查官扣压。
周恩来满含悲愤，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词，并作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让《新华日报》用手迹制版，将其登在被抠去稿件的空白处。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借用三国时曹丕逼迫弟弟曹植七步成诗的典故，实质是声讨国民党当局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罪行。当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市面上印有周恩来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浓雾送到广大市民手中。
周恩来运用题词、题诗开展抗争，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2月2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在南方局广泛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中共的正义立场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国民党当局陷入空前孤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3月6日，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就此被击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首极具战斗力的精短挽诗的发表，是周恩来在逆境中锲而不舍以斗争求团结、开创抗日统一战线的杰作，展现了共产党人维护抗战大局的宽广胸怀和政治智慧。
●化敌为友 倾述抗战“同舟情”
周恩来不仅以诗为斗争的武器，还以诗为媒介表达友谊，团结和争取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工商界人士和受国民党统治集团排挤的地方实力派。
比如，周恩来不记恨张冲（注：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骨干）污蔑自己退党的“伍豪事件”私仇，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谈判中，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坦诚相处，晓以大义，最后化敌为友，改变了张冲对中共的偏见，争取到张冲对共产党的理解与同情。经双方70多次谈判，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协议的签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张冲痛斥国民党背信弃义：“生死存亡之时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耻。”
1941年8月，张冲病逝。11月9日，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机关团体为张冲举行追悼会，周恩来送了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以诗词语言倾述抗战同舟情。
同时，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注：张冲，字淮南）哀文，追忆二人“团结御侮”“由公谊而增友谊”往事。这些举措有效维系了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朱延华
（作者系江苏省淮安技师学院院长、研究员，目前兼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常务理事。本文原载于2023年7月14日《中国新闻》报A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