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晚照之中，灶屋顶烟囱里升起的袅袅炊烟，灶膛里燃烧的熊熊柴火，院子角落里码起的高高柴堆，院子里的树枝上挂着的咸鱼咸肉；还有，父亲抱着我贴春联，捂着我的耳朵放鞭炮……那时候，阳光就像奶奶的笑容，慈祥而温暖。那时候，我的父亲母亲很年轻，而我还很小……
记忆中，似乎每年到了腊月之后，父亲母亲就开始忙年了。几个“大工程”，当是拆洗床单被褥，蒸馒头年糕，做豆腐，杀猪宰羊，杀鸡宰鹅，还有祭祖。至于贴对联、放鞭炮、炸玉米花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游戏一般有趣的事了。自从开始忙年，我父亲的角色也就从我母亲平日所说的“甩手掌柜”，变成了忙年的“中坚力量”。
首先是拆洗床单被褥，得选个风和日暖的日子，因为那时没有洗衣机，也没有烘干机，更没有许多被子可替换，必须早上洗好，经过一天的晾晒，到晚上就干了，可以缝起来晚上盖。更关键的是，那时候的农村没有自来水，连自己家打的水井都没有，还得到河里去挑水。我父亲挑着两个木质大水桶到家旁的河里挑水，河里结了很厚的冰，我和小朋友们在冰上嬉戏，看着我的父亲用一根大木棍把冰砸开一个窟窿，然后用水瓢把两个大木桶装满水。父亲得挑八担水才能把我们家的大水缸装满。等床单被褥都洗好，一缸水也就用得差不多了。我年轻的父亲红光满面，头上冒着热气，嘴里呼着热气，只穿一件薄线衣，把那连一只空水桶我都拎不动的八担水装满了我家的大水缸。下面的程序需要我父亲出马的是拧干床单被单的水，父亲母亲一人一头抓着床单，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使劲，直到再没有水滴下来，就可以挂到晾绳上晾晒了。院子里和大门前都拉起了晾绳，没等床单挂满晾绳，我已经和妹妹在床单下面开始捉迷藏了。我们在被单下面钻过来钻过去，乐此不疲，不管是谁抓住了谁，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整个院子里都是我们的嬉闹声，父亲笑着在一旁打趣我们：“乖乖，幸亏院子没顶子，不然也要被你们吵翻了！”
洗完床单被褥，就得忙杀猪宰羊、杀鸡宰鹅了，这些事情父亲都是请专业人士来做的。关于杀猪宰羊、杀鸡宰鹅这些事，我总觉得场面太血腥，所以不愿去回忆。
蒸馒头也是忙年的重头戏，每年和面这一环节都是由我父亲来完成的。我们家每年都要蒸两幢馒头。我至今不知道这“两幢馒头”的“幢”到底怎么写，又为什么叫“幢”。我那时的理解是，因为蒸馒头的“笼”罩在铁锅上，可以同时上下蒸两层馒头，看起来像一幢楼房一样，所以叫“幢”吧。蒸馒头要和四盆面，绝对是体力活，而且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术，面和水的比例分配，揉面的力度和时长，都会影响馒头的品相和口感，我父亲干这活显然已是轻车熟路，每年只要是我父亲和的面，做出来的馒头是好看又好吃。蒸馒头父亲烧火时，我趴在父亲的腿上，看着灶膛里熊熊的火焰映红父亲满是笑容的脸庞，偶尔燃烧的柴火会发出几声清脆的噼啪声，我便吓得赶紧捂着耳朵退到一旁，父亲便会笑着说一声“胆子比小猫还小”，而后把我抱在怀里，用他的额头顶顶我的额头，用他的指头刮刮我的鼻头，我便开心地在父亲怀里笑个不停。父亲是看着他的手表计着蒸馒头的时间的，馒头出笼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满屋蒸腾的热气，满桌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洋溢在父亲母亲脸上的喜悦笑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对家和温暖的最初感受。
到了大年三十这天，父亲早早就起来贴好春联，祭祖的仪式在大年三十的中午进行，一般准备猪牛羊肉，鸡、鸭、鱼、蛋、青菜豆腐等八个菜，再准备糕、京果、糖、桃酥等四个点心，四个酒杯，四副碗筷，在八仙桌上一一摆好，爷爷把酒杯斟满酒后焚烧准备好的祭祖的纸钱，在经过一番祝祷之后，爷爷便将酒杯中的酒一杯杯地浇在地上，再夹点菜蔬点心放进焚烧的纸钱里，整个过程其他人只能恭敬地站立着，不准说笑，也不准发声，直到听到爷爷说：“给祖宗磕头吧。”我们才敢动弹，爷爷奶奶最先磕头，父亲母亲紧随其后，最后我们小孩子磕。磕完头，收拾一下桌子后，我们一家便围坐一桌吃年夜饭。我至今都觉得，那时候的年夜饭，真的是最丰盛、最好吃的年夜饭。
小时候，我知道，年过了，桃花就会开了；麦子熟了，荷花就会开了；月饼吃过了，桂花就飘香了；雪花开始飘落的时候，新的一年就快到了。那时候，我天真地以为，自己需要很久很久才能长大，父亲母亲永远不会变老，爷爷奶奶会一直陪伴着我们。后来才知道，岁月是多么无情，不管你多么地不舍，多么地留恋，它依旧用那撕去的日历，积累成冢，埋葬了我的爷爷奶奶和我的父亲。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几年了……
我多希望，我们回家过年时，我那白发苍苍、笑容满面的老父亲还能兴高采烈地迎到村口的桥头，再对我说一句：“乖乖，我家大闺女回来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