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体略感寒意、当口中呼出的气体眼睛清晰可见、当播下的麦子从土里生出嫩苗，这一切预示着乡间农闲季节到来了。这时，人们便会见到一些左手执云板，右手提鼓架，身后背大鼓，亦或肩挎坠胡，手拿脚踏板与身背扬琴的人，行走在乡间的泥路上——这便是唱书匠。
在苏北淮宿徐一带的农村，大凡五十岁往上的人，不论男女，当年几乎都听过鼓书与琴书。因这鼓书与琴书是靠嘴唱的，人们就将唱书人称作“唱书匠”。在农人们眼里，靠手吃饭的称匠，靠嘴吃饭的也应称匠，都是谋生，没啥区别。
我记得，唱书匠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亳不夸张地说，是当时最吃香最受老百姓喜爱的艺人，他们当时是乡间一道极其亮丽的风景。
那个年代的农村，不仅物质生活贫乏，文化生活同样贫乏——没有报刊杂志，没有电影电视，唯一的娱乐就是收听有线广播，但因其收听不灵便且时间短，满足不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好从唱书匠那儿寻求精神享受。
鼓书与琴书在唱时，还要辅以架子鼓、钢板或手板，以及坠胡、扬琴、脚踏板之类的乐器。乐器用架子鼓、手板的称“鼓书”，用坠胡、扬琴、脚踏板的则称“琴书”。鼓书语言诙谐幽默，唱腔高亢起伏；琴书曲调悠扬婉转，旋律优美。
唱鼓书的，一人即可完成，左手夹板，右手执棒。而唱琴书的则必须再有一人弹琴方可。唱书匠一面敲拉乐器，一面唱，整个人完全沉浸在表演的氛围中，就像演员演戏一样，该喜时喜，该忧时忧，该乐时乐，该悲时悲，极富感染力，把听众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于是众人跟着书中的人物一起悲、一起喜、一起爱、一起恨……
鼓书与琴书，作为一种民间文化艺术，老百姓爱听，政府文化部门自然积极保护、引导、推广。当时，县文化局与文化馆联手，举办全县唱书大赛，为优胜者颁发奖状奖品，并请第一名进县广播站播音间演唱最拿手的整部大书。
消息一出，全县的唱书匠都积极报名，都想一展身手。因报名人数太多，考虑到时间及资金等因素，先在各公社初选，能在公社比赛中获前三名的方可参加县里的大赛。公社比赛场地设在宽阔的露天场地，唱书匠每人居一处，待主持人一声“开始”后，便全部开唱。评比标准手法新颖也简单，最后就是看那个唱书匠身边围的听众多即获选。
县里的比赛要正规多了，场地设在影剧院，有评委。比赛方式与公社大不一样，按事前编号，依次上台，每人三十分钟，参赛作品由主办方提供，通常不下三篇，唱书匠可选其中一篇。待全部选手演唱结束，评委现场口评，加上听众举手表态，最后评出一二三等奖。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二年那年县里唱书大赛的第一名获得者是我的同庄唱琴书的王友庭——外号王瞎子。
王瞎子之所以能获此殊荣，除了坠胡拉得好，还因他唱书极具感染力，他会演口技，能学出各种声响，金戈铁马，打斗撕杀，风雨雷电，无不模仿得活灵活现。当然最特别之处，王瞎子唱书总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对美好正义忠贞的人物事件，极为褒扬赞誉，对邪恶奸侫的人物事件，则大加鞭挞嘲讽。
王瞎子自从在县里获奖后，名气大增，喜爱者众多。农闲时节，邀请王瞎子前去做场唱书的庄子排成队，只要被接出去，他个把月休想抽空回趟家，待到哪天回家时，肯定嗓子眼已经唱哑发不出声了。
王瞎子唱的最拿手的两部书是《岳飞传》和《杨家将》。我最爱听的也是这两部。应该承认，在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年代，王瞎子与其他唱书匠确实起到了传播精神文化的作用。像我周围这些五十岁往上的人，就是从唱书匠那里认识了岳飞、梁红玉、杨继业、穆桂英这些历史人物，也是从这些唱书匠口中知道什么叫忠奸，什么叫善恶，什么叫美丑。
王瞎子及其他唱书匠的表演遭受冷遇，并彻底清闲下来，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收音机，个别经济好的人家还买了电视机。人们白天打开半导体收听刘兰芳、单田芳的评书，晚上打开电视观看连续剧和晚会。刘兰芳、单田芳演播的评书当然比唱书匠效果好，连续剧、晚会更是花样翻新，谁还会再去听他们唱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