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企业家日”系列报道之“淮商”精神传承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素有“运河之都”“淮上江南”美誉的淮安，逶迤千里的汤汤淮水与纵贯南北的悠悠运河穿境而过，在其跨越千年的滋养下，孕育出九省通衢、物华天宝的自然禀赋，涵养出南北并蓄、开放进取的城市气质，也因此走出了一代又一代义利兼顾、心怀天下、包容开放的在淮商人。
盱眙县管仲镇，分金街和桃李街交会处的管鲍分金亭，记载了早期淮安商人的诞生；淮安区河下古镇，古朴悠长的石板路，述说着千年来在淮商人的社会担当；里运河畔，一座座风格迥异的会馆，见证了海内外商人纷至沓来的繁华和淮安这座城市“淮”抱天下的胸怀。
一座亭的记忆：“义利兼顾”的淮商属性
《帝乡纪略》记载：“管鲍尝寓州（指盱眙县境内古泗州）北三十里，行贾分金，故店名管公。”
而今，走进管仲镇，古色古香的分金亭立在街心，青年时代的管仲、鲍叔牙手捧黄金的塑像分列亭阁两侧，2700年前“义利兼顾”的古淮商形象跃然眼前。
“淮商，我们可以定义为，古往今来，在今天淮安地区进行贸易和商业服务的坐贾行商。”市政协文化文史委文史专家朱维明介绍，有分析认为鲍叔牙和管仲是最早的淮商，这是符合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的。从分金亭的传说，我们可以发现，春秋时期管镇一带已经有了商业活动。到了战国末期，通过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可知，在古淮阴县一带，至少已经有了屠宰业、食品业、纺织业、铸造业、殡葬业等工商业活动，加之古淮阴处于淮泗、淮运交汇处，这里的淮商定然不少。
淮商因淮安商业的出现而兴起，也因其兴衰而聚散。于淮安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而言，因水陆转运而日渐繁盛的商业活动是孕育淮商的土壤，淮商的发展始终与运河相依存。
作为南船北马的通衢要冲之地，淮安自古以来就商贾云集，特别是在运河经济时代，身为全国的漕运中枢，因漕运、盐运、造船、仓储及漕军可免税携带的“土宜”（各地土特产）交易等原因，淮安商业的繁荣呈现出“市不以夜息”的繁华景象，从淮安走向全国各地及全国各地来到淮安的商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不少客籍淮商在淮安安家置业，其中不乏晋商、徽商在河下侨寓，定居者日多。一些商人在河下买田置宅，并将亲人亲属一齐迁来；一些商人与当地人经历数代融合、共同繁衍生息，淮商群体由此不断发展壮大。清代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汪廷珍和天文历法学家汪椿、文学家黄钧宰、编辑出版家王锡祺等淮安籍名人，都有盐商家族的背景。
一座桥的见证：“造福一方”的淮商义举
经河下古镇北入口沿主道进入，一座拱形石桥映入眼帘，这就是程公桥，淮安市级不可移动文物，也是时下各地游客到河下游玩必去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程公桥的背后是在淮商人以淮为家、造福一方的善行义举。明清时期，淮安成为全国的盐业中心，朝廷在河下镇特设两淮盐运司官衙，负责征收盐税，驻节淮安的盐商大都是扬州、安徽等地的大户。传说，当时最大的一户是安徽的程本殿，拥有多处盐池，每池年产盐2万担。他从淮安运出去的盐究竟有多少无法考证，但仅他利用运盐的回头船从江浙、安徽等地运回的石板，就铺设了河下镇整整九街两巷的路面，还架了两座石桥，其中一座就是程公桥。
不仅程公桥，在淮安，以捐资建桥行善一方的淮商义举不胜枚举，有史料可查的有安徽人程志义、程志仁兄弟修建的方便桥、黄土桥，乡绅杨绳武修建的放生池长桥，义民罗文振修建的罗家桥等。另外还有许多未在史书上留名的建桥者，都以其姓氏为桥命名，如高公桥、骆家桥、穆家桥、戴家桥、江家桥、韩家桥等。
在淮阴区徐溜镇徐溜村六组伫立着的吴朝观碑，记录的也是淮商行善施德的感人故事。据记载，吴朝观，清河县（今淮阴区）大兴庄人，因善于经商而致富。清道光十一至十三年（1831—1833），清河一带连续灾荒，哀鸿遍野，吴朝观就在自己家宅外开设4个粥厂，使上万人免为饿殍；又命次子吴以诏到外省买黍麦数千石，以贱价出售给贫民，民困大纾。江苏巡抚林则徐听闻，榜其门曰“积善之家”。
“淮安民风淳厚，性情平和，斯文在兹。”朱维明认为，除了地理区位等天然优势，淮安淳厚的民风以及明清以来官衙林立、秩序井然的社会氛围，是滋养淮商发展壮大且心怀感恩的沃土。
一座馆的呈现：“睿智包容”的“淮商”精神
“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日本国19次派遣遣唐使，有11次从楚州港出海归国。”“宋代高丽使臣朴寅亮曾到龟山一游，并作《过龟山》诗一首……”6月28日，在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淮商文化馆，记者看到，展板“繁荣篇”对唐朝时期淮安对外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多有呈现。
“睿智包容是淮商文化，也是‘淮商’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中国商业史学会会员、淮安商业文化研究所所长、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梁枫，是淮商文化馆的总策划，他认为，繁荣的港口贸易孕育了包容开放的淮商文化，滋养了睿智包容的“淮商”精神。
随着隋代大运河的凿成，南北人员、物资交流剧增，唐朝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际贸易日益繁盛。淮安由于地处淮河入海口和直达洛阳的运河通济渠东端，成为日本等国进入中国的门户，大批日本、新罗、大食等国商人来淮贸易并定居。由于新罗国有大批侨民在淮从事造船业和航海贸易运输业，唐朝政府专门划定区域（位于今淮安区），将城北运河和淮河交汇的黄金地段设置为侨民集中经商居住区——“新罗坊”，这里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航海贸易信息枢纽和人员物资集散地。这些来自各国的商人不仅在此地贸易获利，而且也被淮安人友好接纳，在淮安居乐业，历数代而习为淮人，淮商至此演化为一支具有国际化色彩的商人队伍。
江宁会馆等河下古镇商业留存，是淮商文化多元化的体现，更是淮安开放度的见证。明清时期，淮安形成了全国性的南北货转输、交易大市场，再加上官府衙门林立，漕运、治河、筑堰、造船、修船等方面的用度、花销惊人，使得全国各地来此做生意、办事情、走亲访友的人特别多。外地商人为联络乡谊，维护同乡人在淮利益，纷纷建立会馆，以便有一个议事的场所。有史料记载，从淮安区西门城门运河堤至河下湖嘴周围，不到五华里地段有九座会馆。如今，里运河畔仍有不少会馆遗存无声讲述着淮商的精彩人生。
悠悠运河贯古今，济济淮商护安澜。在淮安，敬商爱商亲商护商的城市基因已根植，近年来提出的“项目为王、环境是金”工作导向，更是点燃了这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吸引了中天钢铁、天合光能、巨石集团等一大批优质企业落户，形成了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特色产业集群。当下的淮安，“新淮商”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正与这座城市携手向阳、逐梦复兴。
